为什么要拷问大学的“良心

2018年11月09日04时23分内容来源:南方周末

为什么要拷问大学的“良心

大学毕业生拍摄毕业合影。(新华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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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今到了拷问大学良心的时刻,每一位校长、每一位院长、每一位老师,你们敢直视学生的眼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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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应该停办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的发言痛快淋漓,痛快源于刺到痛点,而痛点就是这两个字——良心。


良心,是有些高校丢掉最多的东西,是大学最应拷问自己的所在!


有的学校变着花样改专业名称,大跃进般上新专业,把考生忽悠过来,结果却没有像样的师资,开不出靠谱的课程,培养不了有竞争力的毕业生——良心到哪里去了?有的老师用了20年的讲义还在用,上课自己玩手机,动不动就叫自己的研究生代课,或者安排学生自习,也不管学生在课堂呼呼大睡——良心到哪里去了?


1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有的校长要扪心自问:是否真的做到一切资源向学生倾斜,所有重点围绕本科教育展开?


吴岩批评的一部分学校“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资源配置投入不足”。如果校长的政策资源、物力资源到位,就不难带动老师的投入与学生的投入。


大学校长不仅要有良心,而且还要有眼光。其实,厚待自己的学生,就是厚待学校的未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告诉笔者,哈佛大学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回馈母校最多的恰恰是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那些本科毕业生的许多捐赠,直接就点名要让本科生受益。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越办越好。


有的院长要扪心自问:学院的专业到底对不对得起学生的学费?学院的课程到底对不对得起同学4年的青春?


笔者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每一次招聘,都会惊叹:怎么这个学校也开设了播音主持专业?全国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开设的播音主持专业,我不敢怀疑它们是不是有合格的师资讲授专业课程,但我合理怀疑遍地开花的播音主持专业,到底有多少毕业生,可以从事播音主持工作?


吴岩喊话:“一部分学生天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天天谈恋爱,‘醉生梦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现象在哈佛大学是看不到的。


笔者对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上课有四个印象:


一是学生课间都在跑,随处可见匆匆忙忙赶到下一个教室的同学。教室距离不短,显然是跑不同学院的课程。不像一些中国高校,学生就在学院的教室打转。


二是中午随处可见边吃三明治边赶路的同学。原来哈佛大学教室不够用,中午12点也开课,想上课就来不及到食堂吃饭,只能在路上解决吃饭问题。


三是上课时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几乎都是苹果机,老师在上面讲,同学不是用笔记本记笔记,就是在网络上搜索老师的课堂内容,老师要是贩卖网络就有的东西,立即抓个现行。


四是上课没有点名,也看不到学生睡觉(反正我没有看到一个)。


笔者随机旁听过一些课程,印象深的有一门是《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Complexitie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全球健康挑战:循证政策的复杂性》,老师介绍各种流行病在全球各国的发病与治疗情况,特别是死亡人数的对比触目惊心。这是一门大课,认真听讲的几百名各种肤色的学生。还有一门音乐课《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usic from Beethoven to the Present从贝多芬到现代的西方音乐导论》,教室像一个演播厅,舞台有一台三角钢琴,老师边放PPT,边演奏,边演讲。而有关中国的有一门课叫《唐》,不仅讲授唐朝的政治经济,还讲唐朝的文学绘画、建筑。


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网站,本学期可以搜到4215门课程,从哈佛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分类,就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视野。


吴岩说得对!“对学生发生作用的是课程,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单元和核心要素,我们要把课程建好,就是要消灭水课,打造有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翻看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课程目录,至少上百门课程让我这个教授都想去听课。本科生读它四五个来回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谁会舍得上课睡觉呢?


2

老大难的问题,留给了良心


提到课程,就不得不提到教师。


有的教师要扪心自问:你站在讲台上,耗费那么多同学的45分钟,你对得起他们吗?你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备课?你讲授的内容是不是网络上都找得到,甚至查百度百科比你讲得更全面、更清楚?


2016年12月3日,笔者在微信朋友圈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排序非常清楚,教学第一,科研第二。本科第一,研究生第二。”


据说笔者这个排序引起了一些争议,有的老师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应该把科研放在第一位。但我“犯傻”的理由很简单:你的职务是教师,你的职称是教授,你的薪水来自学生的学费或国家拨付的教学经费,你应该对得起这份职业。如果你非要把科研放第一,你完全可以到科研机构去工作呀?你可以当研究员呀!


笔者亲耳听到一个同事的案例,他的孩子在某高校读博士,幸运的是博导是院士,不幸的是直到毕业,这位“院士博导”没有和他孩子单独说过一句话。在大学里,被很多同学诟病的就是一些老师,特别是大牌教授,一下课后,一溜烟就不见人影。


吴岩痛斥:一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培养自己,稀里马虎培养学生”。这也许不怪教师,怪制度。在高校,众所周知,搞科研对自己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搞教学靠的是自己的良心。评职称永远是看你的论文与课题,教得好是没办法写进履历表的。


但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有那么多检查,那么多评估,那么多评奖,那么多工程,可是仍然解决不了最简单的“老师把课上好”的问题,双一流建设的学科评估,看论文课题级别,看院士长江学者数量,可有指标管院士、长江学者给本科生上课、上好课吗?


好解决的问题,全部给了制度;老大难的问题,留给了良心。


如今到了拷问大学良心的时刻,每一位校长、每一位院长、每一位老师,你们敢直视学生的眼睛吗?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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