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人写作的他,竟成了穷人的代言人

2019年7月15日08时25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者按:19世纪中叶,巴黎的底层人民或许不知道巴尔扎克,但他们肯定知道另一个作家的名字——欧仁·苏。这位作家现已没有多少名气,但在当时,他以巴黎贫民窟为背景写作的故事被穷人视为自己想表达却无以表达的心声,欧仁·苏也逐渐被视作穷苦大众的代言人。但事实上,他早先写贫民窟的故事,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无所事事、想用奇情故事解闷的富人。


本文摘自美第奇奖、龚古尔传记奖得主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标题为编者拟。



1842年,当重新收录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人间喜剧》首次出版时,它的风头完全被开始在《论战报》上新发表的连载小说盖掉,这一连载小说的作者不是巴尔扎克,而是欧仁·苏,小说的标题是“巴黎的秘密”。


连载小说的特性是把一个多次死而复生的故事、富有色彩的场景和众多生动的人物一天一篇地分割开来,同时设法在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打住。(“读者会原谅我们在最悲怆的时刻把一位女主人公遗弃在如此关键的情境之中,若知结局如何,且听下回再表。”)欧仁·苏在这方面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把这些情节置于社会上层、资产阶级的沙龙或秀丽的田园风光之中——当时的小说家很少有人会脱离这些场景——而是置于巴黎的贫民窟、当代平民的巴黎之中。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德国的鲁道夫大公乔装成工人,衣衫褴褛地寻找朝思暮想了16年的养女,来到巴黎贫民区生活贫困的人之中,他这样做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项过失——在一次激烈争执中,他曾一剑刺死养女的生父。他遇到了玛丽花,玛丽花是街头歌女,她不可避免地从事皮肉生意,而且有充满仇恨的保镖“操刀鬼”跟随。他们的苦难打动了读者。男主人公鲁道夫是个才智超常的伸张正义者,他设法把这两个人从贫困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得面对两个可怕的罪犯,其一是“猫头鹰”,玛丽花以前的继母;其二是“教书先生”,此人将受到可怕的惩罚。其他许多有意思的人物亦陆续出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看门人的“爱饶舌的人”;轻佻的年轻女工里戈莱特,她后来嫁给了弗朗索瓦·热尔曼,后者被不公正地判决入狱而后从牢房里获救;被品行不端的公证人费朗折磨的莫雷尔一家……最后,鲁道夫将发现玛丽花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养女萨拉。


这些色彩丰富的人物是通过城市中“正派人”不会冒险光顾的地方来展示的。蹩脚的彩色画片和陈词滥调在相互比试。让读者从中获得巨大乐趣的还有影射,助长了在已知场所中移动的情感,这尤其是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叙述者为了更好地得到这种情感,在高声呼唤、组合这些情感。欧仁·苏巧妙运用了通俗小说一整套已经过检验的技艺。


从最初几天开始,欧仁·苏的连载小说激起了读者不可思议的迷恋,《论战报》的订户从3000家增至10000家。这仅仅是一种征兆。除了订户始终在增多,人们挤到了阅览室,在那里,大量供人阅读的报纸已经被翻到有些破烂。每张报纸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的手里,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醉心于此,而那些目不识丁者则让人高声朗读鲁道夫与玛丽花的奇遇。这种现象可谓是前所未有。


欧仁·苏在开始叙述时就告知读者,他将亲历“险恶的场景”,遇到“丑陋、可怕的家伙”,并表达了以下追求:“所有人都读过库珀这位美国的沃尔特·司各特那些令人佩服的描述野蛮人的篇章,这些篇章中描绘了他们残忍的习俗、富有表现力和丰富想象力的语言、借以逃跑或追击敌人的成千上万的诡计。城市里的居民一想到野蛮人是否生活在他们身边以及这些野蛮部落进行的训练,想到他们残忍的习惯把文明抛得如此之远,就感到战栗。我们将试图让读者看到某些其他野蛮人的生活插曲,这些人与库珀出色描写的野蛮民族一样置身于文明之外。只不过我们所谈及的野蛮人处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在他们生活的巢穴探险见到他们。在那里,他们合谋杀人、偷窃和瓜分财物。从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东西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有他们的习俗,有一种他们的语言,这是一种神秘的语言,它充满令人忧郁的比喻手法和令人恶心的血腥隐喻。最后,与野蛮人一样,这些人通常以绰号相称,而这些绰号则分别取自他们的能量、残忍、某些长处或身体缺陷。”


“巴黎的莫西干人”——此为大仲马的表述——使人着迷:玛丽花受人期待,鲁道夫通过为所有弱者和被压迫者复仇而令人安心,被诅咒的“猫头鹰”和“学校教师”以及公证人费朗激起愤慨、仇恨。这些愤恨之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连载期间,读者并不是被动地阅读,而是通过在其眼皮下活动的人物认出自己或辨认出与这些人物相似的其他人。人们给作者写信,向他提供文献资料,想见他,与他说说话。凡此种种,均为明证。


这里一开始存在误会。欧仁·苏首先自以为叙述的是让大资产阶级读者,尤其是《论战报》订阅者的配偶毛骨悚然的故事——毕竟一年80法郎的订费实非大家所能承受。然而,他的连载小说不仅触动了中小资产阶级,还触动了民众阶层。在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连载小说看待的同时,读者给欧仁·苏指定了一项社会使命:揭露民众的苦难。有一个插曲显得具有决定意义,这就是对莫雷尔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地位低微的宝石工人的描述,这些工人的生活“如此沉重,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沮丧、失去尊严的人再也感受不到意志和力量,无心摆脱屈辱,有如隐居的动物一样死气沉沉”。


欧仁·苏每天收到许多信,它们性质各异: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请求施舍(“先生,但愿您和您笔下的鲁道夫一样善良”),有的发表评论或给作者出主意。欧仁·苏逐渐发现,自己深深沉浸在破屋陋室和贫民区里,刺激了社会批评。由此,夏托鲁克斯的一位教士在1843年10月写信给他说:“您关于巴黎秘密的引人瞩目的书对世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影响力,许多善良的人已经明白,应当为提高社会最底层阶级的弃儿的道德水平而做出牺牲。正是在您的书的启发下,我已经构想了一个创办孤儿院的方案,以便在那里抚养我所在省的贫穷孤儿。我觉得时机正好,我们整个城市都为您动人的风格而着迷,这将会使居民们下决心对我们的事业表现得更为慷慨。向您致敬,先生,我衷心地热烈赞成您伟大的思想。


因为其小说已被多家国外报纸翻译转载,欧仁·苏甚至收到了来自国外的感谢,感谢他在某个地方激起了社会性的创举。该小说的出版和翻译在欧洲不同国家逐渐增多(往往是盗版)。有人模仿欧仁·苏,于是就有了《柏林的秘密》《慕尼黑的秘密》《匈牙利的秘密》《布鲁塞尔的秘密》《伦敦的秘密》等等。甚至在法国,亦有人在《巴黎真实的秘密》《旧巴黎的秘密》《巴黎的小秘密》等作品中抄袭他,滑稽地模仿他。


欧仁·苏无人可比地领略到公众的热情,这种热情被视为“作家的加冕礼”。一名玻璃工人写信给他说:“没有人敢提高嗓子和您唱反调,因为您是真理,而真理就是上帝。是的,真理就是上帝,宣布真理者什么都不用害怕。请坚持下去,善良的人,请把您高贵且有用的任务坚持下去。”不久前还是花花公子的欧仁·苏突然被逼得没有退路:他不再是一个逗大家开心的普通人,他成了代言人,即悲惨者的代言人。于是,在这些能够阅读并读过他小说的有知识的小资产阶级或这种“工人贵族”的推动、激励和赞扬下,他坚持了下去。他倾听交谈者的谈话,慷慨回应乞求者,尽可能收集资料。小说成了批评社会不幸的武器。小说家在作品中写到主人公道德与肉体堕落的各个阶段,既描述了监狱、医院和精神病人收容所,也描述了普通的街头景象、奇迹的进展和巴黎的贼窝。他倾听社会改革者(尤其是傅立叶主义者)和《车间》报工人的意见,该报主张自我管理,从原圣西门主义者比歇那里得到启发。


根据当时的人的说法,欧仁·苏“对巴黎人民拥有一种权势”。人们以最为热烈的好感和热情迎接他的每一个篇章,有时甚至通过一种奇异和悲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一天晚上,欧仁·苏在回到家时在黑暗中碰到了一个悬挂着的会动的物体,他点燃蜡烛后看到了什么呢?一个已经进入他家前厅的男人的两只脚。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他是谁或如何前来此处上吊。上吊者手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因为绝望而自杀。我觉得,如果我在爱我们并为我们辩护的人家中死去的话,死亡会稍容易一些。”


《巴黎的秘密》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作者在连载小说期间,接到了来自各地的大量信件。人们对他大加赞扬,给他出主意,邀请他去做客,敲他家的门,有人甚至把虚构和现实混为一谈。有人给他寄来一小笔钱,让他给他创作出来的穷苦之人;有人提示他该有哪些插曲;有人给他送来非同寻常的礼物;有人请求他解释;有人祝福他……1844年2月13日,一场虽失去原味但由欧仁·苏亲自改编的同名戏剧在圣马尔丹门剧院上演。内穆尔公爵与若安维尔亲王亲自到场观看,正统派报刊大叫丢人。该剧持续了7个小时。巴尔扎克给汉斯卡夫人写信道:“《巴黎的秘密》在今天凌晨1点半才结束。弗雷德里克(勒迈特尔)担心会大脑充血。我昨天中午去看了他,他已经入睡。他刚刚在水齐膝盖深的泡有芥子的浴缸里泡过。前一天,他已经两度失明。《巴黎的秘密》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戏剧,但弗雷德里克的才华将引起新的狂热,人们无法描述那种效应,所以应当拭目以待。”


欧仁·苏的一个突出优点是透过虚构描绘了这样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因遭受成百上千的灾祸,到处都是可怕的场景,而这些灾祸又皆可归咎于城市的畸形扩张。1801年,巴黎仅有55万居民;到了1851年,居民人数达到105万。城市人口在半个世纪里的翻倍造成城市破烂不堪,无法向每个人提供工作与栖身之处。因为城市建设速度提高得极慢,城市人口密度从1800年的每公顷159人增至1846年的每公顷307人。市政设施微不足道,城市显得肮脏、不卫生,散发着臭气。没有人行道,街道满是污泥,垃圾遍地,最小的车辆经过都会溅起泥浆,弄脏行人的衣服。在同一座城市里,最令人震惊的是1832年爆发的霍乱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卫生条件最差的贫民区里尤其严重,每1000个居民中有45人死亡,这一数字是巴黎各区平均死亡人数的2倍。19世纪前期重要的卫生工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帕朗-杜夏特莱在1831年观察到:“穿越巴黎的比埃夫勒小河接纳了整个区的下水道。此外还有大量矾鞣皮革工厂、鞣革工厂、漂洗羊毛等等留下的残留物。河流的下方只是个散发恶臭的垃圾场,从这里散发出来的臭气如此强烈,使沿河居民厨房的灶具褪色、发黑。”


法国画家杜米埃作品《三等车厢》

作为人民的导演和每天倾听巴黎人民心声的人,欧仁·苏改变了小说的方向,在小说中引入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改革家的教导。根据友人菲利克斯·皮阿的说法,他本人在1841年也随着一种可能稍早一些开始的演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出现在了《巴黎的秘密》之中,这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作者坚持以大段文字来表达它。对此,被正在进行的情节吸引的读者感到了不快。虚构使乌托邦具体化:鲁道夫创建了一家穷人银行,他解释了这家银行的支持者和结局,这家银行的目标是终结失业与贫困。


欧仁·苏的社会主义无法超载《巴黎的秘密》作者的个人境况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本身,没有怎么经过仔细推敲。如前所述,作为对此问题感兴趣而开始行动的昔日的浮华子弟、花花公子、正统主义者,在了解和思考种种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和傅立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学说之后,欧仁·苏在1844至1845年接着发表的另一连载小说《流浪的犹太人》中完全赞同后两种社会主义学说。


不管“人道主义”“家长主义”的《巴黎的秘密》中的社会主义有何不足之处,有一项功绩明显属于欧仁·苏,这就是连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对手也承认的功绩:由于他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他的连载小说使维莱姆、比雷、弗雷吉埃对工人进行的重大调查产生了无法预料的反响。所有调查均揭示出同样的原因:巴黎等大城市经历了人口随着工业发展迅速地增加、周期对生产的限制、危机、萧条和生产过剩,由此导致了没有任何补偿的失业,导致了以像妇女那样极低的工资雇用的童工的高死亡率。


针对这些调查,政府在1840年提出一项法案,围绕这一法案,赞同与反对国家干预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赞同者中包括正统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做光明正大,反对者则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法国首项社会立法终于在1841年投票通过,但它只适用于工人人数超过20人的企业。它禁止雇用未满8岁的童工,8至12岁的童工每天劳动的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12至16岁的青少年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足12岁不得上夜班。唉!因为制造商得以使人们不再考虑创设劳动监察机构,1841年的法律几乎未付诸实施。


面对舆论普遍的无知,以及上层资产阶级成员已经理论化的厚颜无耻,毋庸置疑的是,欧仁·苏的连载小说,而且还是发表在一家保守派日报上的连载小说,引来了一些人的关注,刺激了另一些人的思考,有利于法国人意识到在“劳动阶级”和其他国民、各种有产者之间正在扩大的可怕的不平等。只赋予20万法国最富有者投票权和当选资格的选举制度没有使状况得到改善。




内容选自


自由的声音

作者:[法]米歇尔·维诺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编辑 | 王白白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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