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作文还不如旧日的考八股

2019年7月16日08时30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关于如何写文章,台湾作家张大春无疑是很有发言权的。“写文章,不要搞作文”,是张大春一直以来的强烈主张。从引经据典中,张大春将文章作法阐释得生动且服人。他认为:


写文章,是我手写我口,是自主思想的训练;写作文,却是要揣摩出题人之意、应和题旨,学生往往编织语言疲于应付。文章本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方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唯有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方可体会文章的乐趣,也才能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非用后即弃的资格。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人们通过了考试,却会更加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作家张大春,山东济南人。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曾获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化身博士》、《异言不合》、《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野孩子》、《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卷一)(卷二)、《城邦暴力团》(1-4)、《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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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都在硬碟文档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在我的电脑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风流。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什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借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


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借巧言、说假话,“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草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湖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戈多、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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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现代语词,“作文”二字就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试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么,请容我就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巅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3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电影《小时代》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E.B.White)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Fern)很快地长大,之后再也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作者:[美] E·B·怀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Charlotte's web
译者:任溶溶
出版年:2014-8-1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本文选自《文章自在》

作者:张大春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年:2017-1


编辑 狗尾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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