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贵玛:草原母亲,大爱无疆 | 功勋

2019年7月16日08时30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寺山修司不仅是优秀的电影导演、演员,还是杰出的诗人,评论家和戏剧家。他执导的《再见箱舟》《死者田园祭》被列为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并获戛纳金棕榈提名;他执导的《草迷宫》《狂人教育》等成为日本前卫戏剧代表作品。本文出自寺山修司所著《扔掉书本上街去》,以“月光假面”之比,委婉道出关于“正义”的种种独到观点:

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吗?他以为只要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任何人谁都能演一出《月光假面》,于是也学着从房顶上跳下来,结果摔断了腿。新闻报道说,此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保险推销员,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正义之士”。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心想:“为了成为正义之士就非得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吗?

在我的少年时代,正义之士都以本来面目示人,无论是名探明智小五郎,还是少年侦探团的那些孩子们,全是不戴面具不化装的。只有怪人二十面相才“来去如疾风”,让人“不知其为何方人士”。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伦理变得颠倒起来——原本象征正义的真颜逐渐变成了显露邪恶的本相,而正义却无处存身,不得不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对于这种变得“来去如疾风”的正义之士,我的心中掺杂着期待与失望,渐渐觉得他并非“正义之士”,进而开始怀疑正义其本身,甚至感觉到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也不复存在了。


尽管不能公开宣称,但我心里觉得怪人二十面相与明智小五郎是同一人物,月光假面与拐骗儿童犯也变成了同一人物。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分身、抑或邪恶的自我与正义的分身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分裂开来,而为了掩饰这种人格分裂,就需要“化装”。我们的小学修身课老师在战后因为强奸妇女而上了报纸。战后对我们进行灌输的民主主义教育中,不存在什么与邪恶截然对立的正义,即使存在这种正义,也无人能够对其进行判别。既然正义不露真相,正义及其拥戴者便不得不“来去如疾风”了。然而我们依然渴望着正义之士出现,渴望着月光假面显身,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如果像布莱希特那样来描述这种现象的话,恐怕我们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时代是不幸的,而需要正义的时代更为不幸。


不知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可是没有人不知道他。


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可他到底是谁啊?


然而,我们对钻研自己所需要的正义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热切。正义也许是“伪装的邪恶”,此二者也许转眼之间就会由于政治原因而相互颠倒立场。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是疏于潜心研究的。恩斯特·费舍尔在一篇谈正义的随笔中提到了《真理报》总编米哈伊尔·克利索夫的故事。1942年12月,米哈伊尔在作家同盟的演讲中说道:“这个世界大概会发生极为难以理解的事。总之,无论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也不足为怪,想想吧,你们俩想想吧。记住我最后留给你们的这些话……为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并处死了。直到1954年之后,米哈伊尔才被恢复名誉。也就是说,恢复名誉已是在他所说的“总是正确的”那个人死去之后的事了。


在明白“正义”是个政治用语之前,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譬如,当我还是个棒球少年的时候,我觉得穿过好球区的投球是正义的,没能通过好球区的坏球是邪恶的,而判定正义邪恶与否的是裁判。裁判是神圣的,而且棒球规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裁判判定的事,任何抗议都无用。投手将正义与邪恶分别用于同样的球上,因此,其灵魂也是二者选一般地同时存在于正义与邪恶之中,裁判则是将他投出的每个球分类为正义和邪恶给观众看。然而有一次,一个精通棒球的豆腐店老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金田投的那些好球吗?”“你说什么?”我反问道。“巨人队的金田出场时,如果当裁判的是T,那金田投出的好球绝对会多起来,”豆腐店老板说道,“个中原因嘛,得从T以前也跟金田一起当棒球投手的时候说起了。那时候,金田已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投手,而T一直只是个穷兮兮的二线球员。所以金田不时把自己的旧西装送给T,还经常带他去喝酒。可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一个技能下降的选手和裁判之间的关系。T就是因为想报当年之恩,所以才会把金田投出的一些坏球都判定为好球的。这就是金田在T当裁判时要比别人当裁判时投出好球多的缘故。


我无法确认豆腐店老板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然而却感到,对投出的球是好球还是坏球(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判定本应该在科学的支配之下,但只要这种科学并不存在,而判定只是听凭于判定者的人格,那么政治自然是介乎其中的。正义与邪恶始终处于相对的关系中,同一个行为之所以忽而被赞为正义、忽而被斥为邪恶,都是缘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原因。如此一来,正义与邪恶就都成了“为了……的正义”“为了……的邪恶”,这势必同时暗示我们:月光假面也是“为了……的月光假面”。


这回真的出事了,而且情况极为不妙。我开始在心里呼救:“月光假面,你非来不可呀!”正想着呢,飘逸着白围巾的正义之士赶来了。外边传来了摩托车声,我抬头一看,原本想象中的月光假面成了巡逻车上的警察。在潜意识里,月光假面那白围巾和摩托车就是警察的形象。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不容置疑的“正义”,归根结底就等同于法律上的正义、警察的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另一个正义”“另一个法律”时,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当法律与正义得到维护时,是不需要正义之士的;只有当它们被破坏时,人们才会呼唤法律与正义化身的月光假面。大众不会自己对法律与正义进行验证,而是让月光假面来守护既有的法律与正义。当我们说“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的时候,对于那种羞于见人、“不露真颜,来去如疾风”的假面人,是不可能毫不怀疑的。想来,月光假面就像个私人侦探公司的中年探员,他工资不高,酷爱化妆。他露出本来面目时手无缚鸡之力,一旦化了妆,便活力充沛得判若两人。因为化妆能使他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然而,化妆的人从化完妆开始便属于“另一个世界”了。那就是假面的世界,或曰虚构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我虽然并不否认可以将空想的现实原则用作变革的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出手”的动机却总是深植于日常现实之中的。就是说,他的“正义”不是生成于他的空想现实原则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既有的正义。“另一个现实”并非起着现实的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时尚,起着提供白围巾、假面和摩托车的作用。因此,那些单身过着外餐生活、惯于手淫的侦探公司探员凭借白围巾和假面之威所炫耀的“正义”,并不会变为农家小儿子当上警察后主持的“正义”,它只有作为预备权力去补充警察的疏漏时,才具有月光假面的意义。月光假面的幻象为什么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不光是月光假面,就是怪人二十面相在我心中也已经死了。


上了年纪的小林少年说道:“怪人二十面相太难逮着了,所以说,我、我们已经老啦。”所有少年侦探团的成员也异口同声唱道:“我、我、我们是老人侦探团。


这首歌其实是我作的。我揶揄少年侦探团的那些人被同性恋者明智小五郎利用,一直在追踪子虚乌有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是化了装的明智小五郎),结果白白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青春。他们老了之后才终于明白“邪恶不过是正义化妆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然而此时明白,为时已晚。


这就是说,无论月光假面还是少年侦探团,都是无法在越南战争那样的国际事件中出动的。因为正义与邪恶在那里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参加进去的人不得不自己“选择正义”。而“月光假面叔叔”和少年侦探团员们一贯只为人们托付与其的“正义”行事,他们还无法具备弄清这种复杂情况的“正义观”。然而,要为正义行事的人必须先构筑出自己的正义——这是我对月光假面的第一个要求。而且,要构筑出自己的正义,就势必得构筑出自己的法律,创造出作为管理单位的“另一个国家”。涅恰耶夫将自己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一种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枪杀自己的同志;联合赤军也以他们的法律与正义对自己的同志进行“人民审判”与“处刑”。由于这些都是未得到公认的法律,所以它们被管辖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法律认定为犯罪。那么,如果月光假面出现过的话,他作为“正义之士”是如何表现的呢?


弗雷德·罗代尔写道:法律是诸科学中的蜂鸟。”蜂鸟是会向后飞的鸟,法律也是墨守既有原则与先例的成规,“以革新为恶,以陈规为德”的。所以,如果撇开现在那些想要创造自己国家的革命家们,正义就是极为保守的东西,就等同于“向后飞”的东西,就成了将革命家变为罪犯的魔术师。我忘了月光假面飘动斗篷飞翔时是在“向前飞”还是“向后飞”,但记得自己曾经一直指望月光假面会以那副围巾加假面的“制服”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触及自己的极限时,会因此产生联想,期望有能够冲破极限壁垒的“超能力”出现,希望能够以此为阶梯超越真实的自己。然而,当意识到这种“正义之士”并非对任何人都会给予帮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选自《扔掉书本上街去》

作者:[日] 寺山修司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雅众文化
译者:高培明
出版年:2017-7


编辑 尾狗

图片来自电影《上海异人娼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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